论“直接抒写”（诗学随笔系列）（现代部分）
[i=s] 本帖最后由 竭石 于 2010-7-1 13:52 编辑 [/i]新诗运动的两个诗学理想
——关于“直接抒写”的诗学随笔（十七）
作者：白鸦
新诗百年，我们该怎么去看它呢？这其中有两个大道理，必须先提一下。在《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》一书中，杨四平教授论述了新诗与中国现代性之关系，我在该书的书评中说过，反思新诗就是反思中国的现代性，这是第一个大道理。此外，新诗运动关乎“人”的解放运动，这是第二个大道理。也就是说，“中国的现代性”与“人的解放”是与新诗运动有关的两个大道理。我们且不论它，只从诗学层面讲两个“小道理”：新诗运动的两个诗学理想。
一
新诗运动的第一个诗学理想，是要建立新的汉语系统。什么叫建立新的汉语系统呢？就是当我们的写作与文言割裂之后，怎样推动白话写作走向成熟。
先看看胡适的那句名言：“作诗如作文”。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？胡适的这句话，与古人倡导的“以文为诗”完全不同。古人讲“以文为诗”，现在有的人说是散文化，有的说是议论化，有的说是口语化，皆属肤浅之见。前面的随笔讲过，韩愈提出“以文为诗”的实质，是倡导直接抒写，但重点并非落在语言上，而是强调“养气”，这也是韩柳集团复古运动的主要理论之一。所以，韩愈“以文为诗”的主旨是“以文之气为诗”，是把古文的气韵与气象融入诗中。后来，苏轼的“以诗为词”，辛弃疾的“以文为词”，也都是以诗文之气为词。即使到了梁启超那里，他的诗文革命主张也是属于“养气”的，因为他主张革精神的命，而不是革文体的命。
到了胡适倡导的“作诗如作文”，这一理念终于发生了变化，重点不再是指“养气”了，而是落在了语言上，即倡导白话文，因为胡适领导新诗运动的关键点，是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，他要推进“诗体大解放”。之后，郭沫若论新诗，主要讲古人与今人的“言辞”不同，也是落在语言上的。可以说，无论是讲养气还是讲语言，无论是古人的“以文为诗”还是今人的“作诗如作文”，都是契合直接抒写理念的，引用胡适最朴实的一句话说，就是“有什么材料，做什么诗；有什么话，说什么话”。
让人搞不懂的是，在新诗运动倡导诗体大解放八十年之后的1997年，著名学者吕进竟然还在《诗刊》与东南大学的研讨会上说：“格律诗应该成为一个民族诗歌的主流诗体”。这句话被刊发在1998年的某期《诗刊》上。这叫什么话呢？我们当然不好意思怪吕进，也不好意思怪《诗刊》，要怪只能怪体制文学落后、顽固、可怕的话语权！体制文学总是伸出肥胖而有力的小手，摸得诗歌小肚子直痒痒。
二
新诗运动的第二个诗学理想，是要让直接抒写理念在新的汉语系统中得以继承和发扬。第二个理想的实现艰难多了，因为实现第二个理想的前提，是实现第一个理想。
快一百年了，新的汉语系统建立起来了吗？应该说，正在建立，尚未成熟。但即便是已经成熟了，新诗也不能算成熟。如果推动汉语诗歌发展的内在力量——直接抒写理念不能体现在新的汉语系统中，新诗就永远不能算成功。所以，推动建立新的汉语系统，必须继承传统，打通传统汉语的气场，这种必须继承与打通的气场是什么呢？就是直接的艺术力量，就是直接抒写！
要注意，艾青曾主张诗的“散文美”。有人评价古代以文为诗、以诗为词、以文为词是诗歌的散文化，那都是幼稚的观点，但艾青主张诗的散文美却不幼稚，而是进步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艾青此说的目的，是极力推动建立新的汉语系统，是为了反对格律派。艾青主张诗的散文美，正是将直接抒写理念注入到新的汉语系统中的尝试，是具有直接抒写理念的，是用来纠风的，纠什么风呢？纠格律派之风，纠新文言之风。
艾青主张的“散文美”，大约有三层意思：一是以“散文之气”入诗，与古人“以文为诗”的意思差不多，只不过古人是要以“文之气”入文言诗，艾青是要以“文之气”入白话诗；二是追求诗意，他可能觉得用白话文写诗与古汉语脱节，一时丧失了诗意，毕竟那时候的口语诗歌水平不高；三是反对格律派的守旧与倒退，推动建立新的汉语系统。
我绝不是在妄加猜测艾青的意思，因为艾青强调说：“是诗，怎么写都是诗；不是诗，怎么写都不是诗”。显然，艾青发现了诗的奥妙，他说的“诗歌散文美”跟外行人说的“诗歌散文化”根本就不是一回事，跟散文也没啥关系，就像古人说的“以文为诗”，与“文”没啥关系。
三
撇开“中国的现代性”与“人的解放”两个大道理不谈，总结起来，新诗运动的诗学理想概括起来，就是两句话：推动白话文成熟以建立新的汉语系统，让直接抒写理念在新的汉语系统中得以继承和发扬。
只有做到上述这两点，新诗才算真的成熟了。从诗学层面上讲，一百年来，新诗也就干了这两件有意义的大事，还没完全干成功，因为绝大多是诗人与诗论家在涉及这两件事的时候是不自觉的。与这两件事关系不大的运动或流派，都是些小打小闹的小事而已，都是新诗树干上的枝叶。当然，也必须依靠很多的小事，才能推动大事的成功。
所以说，新诗的第一个百年，是中国的诗歌天才们甘当铺路石的百年，不可能有大师问世，顶多只涌现了几个令人敬重的“烈士”，或一大片“战士”。只有当新的汉语系统得以建立，当直接抒写理念在新的汉语系统中得以继承发扬，真正的“将士”才会出现。
将士必然会出现在第二个百年，我们要期待新人。我可不是打击你们（也包括我自己），80年以前出生的中国诗人们，不要搞不清楚自己是谁，我们只不过是中国新诗的一块铺路石而已！而事实上，更多的诗人连铺路石都算不上。至于那些评论家，看上去像是指导铺路的技师，也不过是一群过路的看客罢了。
2010-01-15北京
新诗“伪史”的第一阶段
——关于“直接抒写”的诗学随笔（十八）
作者：白鸦
从宏观的方面讲，百年新诗所有的创作实践，无非归于两条大的发展脉络：第一条脉络，主要是从“观念”出发的，诗人们聚集在观念祭坛上不断演变角色，变来变去，只见诗人不见诗，只见观念对抗不见生活常态。百年新诗，急吼吼地要拿到全世界去献丑的，正是这条观念的脉络。第二条脉络，主要是从“词语”出发的，诗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动着新的汉语系统的建立，这是一条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伟大脉络。
所谓“观念”这条脉络，我在《走下观念祭坛，回归诗学本位》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，并明确指出，观念祭坛正是百年新诗的死穴，本文不再赘述。这组关于直接抒写的随笔，只讨论“词语”这条脉络。
从“词语”出发的诗人们，也走出了两条不同的实践之路。一条路，对建立新的汉语系统有着积极促进作用，诗人们的创作实践形成了真正有价值的新诗史。另一条路，几乎与建立新的汉语系统无关，目前中国学界所谓的诗歌研究，主要聚焦在这条无关的路上。如果从推动建立新的汉语系统角度看，这根本就是一条没有建树的路，这条路形成了一部为人津津乐道的新诗“伪史”。
当然，新诗“伪史”的形成，并非仅仅来自一条与建立新的汉语系统无关的实践之路，整个顺着“观念”脉络演进的新诗史，基本都是“伪史”，而且“伪”的更狠。新诗“伪史”的形成，也不仅仅因为新诗理论的荒芜，更因为体制文学之下碌碌无为的奴才批评。
新诗的“伪史”，是与真正的新诗史并行发展的。如果从建立新的汉语系统的角度看，新诗“伪史”的两个阶段多么清晰：新诗“伪史”的第一阶段，是从新诗运动到文革之前。新诗“伪史”的第二阶段，是从文革之后的朦胧诗到今天重提直接抒写的叙述大转型之前。
新诗“伪史”第一阶段，虽然流派不少，各家各派也都努力实践，但所有的诗风，都是以“歌化”与“像化”为主导的，兼有“欧化”，总的来说都不是“诗”的，属于新的汉语系统建立起来之前的假白话。闻一多论新诗，讲究音乐美、绘画美、建筑美，这不正是“歌化、像化、欧化”的理论体现么？如果从建立新的汉语系统的角度看，照着闻一多的路子写下去的白话诗，不是诗！或者还是古诗，对推动建立新的汉语系统基本没有作用。
胡适的《尝试集》是个开端，且不论他写得好坏，他毕竟是拓荒者，意义自然重大。其他的早期诗人尝试白话诗，一般都追求清新隽永之风格，聪明一点的，在诗中夹杂一些童谣或民谚，绝大多数只是在文言与白话之间做加减法，一边做还一边怀疑：用白话这玩意儿作诗能行吗？
凭心而论，新诗早期虽然文本水平不高，但大多数诗人是在自觉地推动建立新的汉语系统，在这种难能可贵的自觉性影响下，新月派之后，新诗语言的确在慢慢走向成熟，但同时又有了象征派或现代派之类，白话诗开始了最早的欧化倾向。后来的七月派或九叶派，新诗语言继续走向成熟，但由于受抗战诗歌的影响，推动新的汉语系统的建立变得很缓慢，诗人们开始在诗歌中大肆打造观念，推动建立新的汉语系统的自觉意识被“观念”这玩意儿冲淡了，自觉性逐步丧失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革。
在新诗“伪史”的第一阶段，有不少影响甚大的人物，诸如戴望舒、徐志摩等，多年之后再细细揣摩他们的名篇，不难发现，他们就是一只手用白话文写古诗，一只手用白话文写洋诗而已。如果从语言角度给这个时期的新诗命个名，可以称之为“新文言诗”。“新文言诗”的最大特点，就是用白话文写古诗、写洋诗，就是“歌化、像化、欧化”一锅煮。
举两个妇孺皆知的例子：徐志摩广为后人传诵的《再别康桥》，就是用白话文写古诗的典型，兼有一点洋味儿，这首诗是“歌化”大于“像化”的。戴望舒广为后人传诵的《雨巷》，就是用白话文写洋诗的典型，兼有一点古味儿，这首诗是“像化”大于“歌化”的。他们写来写去，都是闻一多教唆的那一套，再加上从国外兜售回来的那点洋货。当他们的诗歌风靡大江南北的时候，大部分中国诗人已经忘记了新诗的诗学理想——建立新的汉语系统。至于对直接抒写理念的继承，更是被遮蔽了，无从谈起。
上一篇随笔提到，“诗体大解放”八十年之后的1997年，某著名学者还在《诗刊》与东南大学的研讨会上说“格律诗应该成为一个民族诗歌的主流诗体”，这句话刊发在1998年的某期《诗刊》上。其实，同样在那个所谓的诗歌研讨会上，同样刊登在那期《诗刊》上的，还有该学者要对诗体进行规范的这番话：“一是完善自由诗；二是倡导格律诗；三是增多诗体。自由诗的第一规范是音乐性规范，音乐性是诗体建设的本质。自由诗还得有篇幅规范，若就诗美本质而言，诗总是对短小篇幅更钟情。”这叫什么话呢？即使不好意思算他们胡说八道，那历史人物闻一多、朱湘也早就说过了，难道这也叫复古？由此可以想象，未来的清算文学史，将从体制文学史中清算出多少“权威的丑闻”。
刚才说了，新诗的“伪史”与新诗史是并行发展的，所以在新诗“伪史”的第一阶段，也有最优秀的白话诗实践者，早期的周作人最为典型，晚期的艾青也比较典型，我以为，艾青的创作成就没有超越周作人，从推动建立新的汉语系统的角度看，甚至在“第三代”兴起之前，也没有人超越周作人。这是个正面话题，等我把“伪史”讲完了再谈。
说了这么多，想起有一次与梁小斌先生聊天，他说到一个有意思的词，叫“活字”，难道汉字没有活么？梁小斌的意思，实质上就是指新的汉语系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。蓝棣之教授好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，戴望舒的《雨巷》大约就是用白话文写出来的婉约派古诗（原话记不清了），他没有展开讲，但这是很精辟的见解。不知道哪位高人还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新诗必然是白话诗，白话诗却未必是新诗”。这话说的实在太对了！
2010-01-19北京
新诗“伪史”的第二阶段
——关于“直接抒写”的诗学随笔（十九）
作者：白鸦
新诗“伪史”的第二阶段，是从文革之后的朦胧诗，到今天重提直接抒写的叙述大转型之前。似乎人人都知道，文革对新诗的影响巨大，那么最核心的影响是什么呢？如果从“中国的现代性”与“人的解放”两个大道理上看，文革对新诗的影响毫无疑问是负面的，但从新诗运动的诗学理想——建立新的汉语系统上看，文革对新诗却有进步的影响，而且是最致命的影响，这一观点留待后文再说。我们来看看谈论了几十年的朦胧诗，它究竟是百年新诗中的什么角色。
一
百年新诗，哪一部分才是“伪史”？判定它的基本原则是：它是否与新诗第一个百年的根本任务——建立新的汉语系统有关。但上一篇随笔讲了，与建立新的汉语系统无关的历史只是“伪史”的一部分，此外，整个顺着“观念”脉络演进的新诗史，都是“伪史”，而且“伪”的更狠。朦胧诗就是新诗“伪史”里面最大的样本，它既是顺着“观念”脉络演进的，也是与建立新的汉语系统基本无关的。
朦胧诗之“伪”，首先在于它依然是一种刻意的观念体写作。朦胧诗以反观念的姿态出场，结果陷入了新的观念泥潭，因为站到观念体写作的对立面去，只不过是新的观念体写作而已。所以我说，北岛们的反抗实质上只是“僧侣反抗”，他们努力的结果是：只换诗人不换诗，只换方丈不拆庙。
如果说，朦胧诗也喊出了什么有意义的口号，那也绝不是北岛的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”，而是舒婷的“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，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”。不难看出，北岛站在新方丈的立场，舒婷站在拆庙者的立场，两者的区别，正是“观念”与“词语”的脉络区别，正是“压榨意义”与“回归常态”的生活区别。
再往前一点看，穆旦在他的代表作《赞美》里，也像舒婷一样“痛哭”过，但他的“痛哭”是这样的：“痛哭吧，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痛哭吧，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”。看得出，穆旦站在了老方丈的立场，北岛与穆旦，只是一枚观念硬币的正反两面。不过，临终之前的穆旦好像终于明白了什么，他突然在临终诗《尽头》中写到：“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”。临终之前的穆旦，可能已经顿悟，转移到拆庙者的立场了。那时候已经是70年代末，文革基本过去了，我想，如果当时穆旦经过紧急抢救又活了过来，并领导后来的朦胧诗，情形可能就大不一样了。
其实，终结观念体写作的自觉意识，在朦胧诗的“团队”里面也是有的，只是诗歌批评界舍本趋末，没有引起足够重视，结果被观念的洪流淹没了。举一个大家十分熟悉的例子：梁小斌的《妈妈，我看见了雪白的墙》，这首诗入选了高校教材，写诗的人都很熟悉，但谁又正确地解读了这首诗呢？这首诗到底写了什么？其实质，就是剥去观念外衣、呈现常态的百姓生活。
一声“妈妈”，真诚、直接、干净，喊出了割除观念病痛之后的、如释重负的真实生活。墙就是墙，诗就是诗，生活就生活，“雪白”是墙的常态，如果墙上写着“奠”字是一种污染，这个字已经被新的时代擦掉了，无需再用什么反抗的东西去污染它，即使你再写上一个“喜”字，也是一种污染，一种新的观念污染。朦胧诗之所以是僧侣的反抗，就是用“喜”反抗“奠”，用民间反抗官方，用清朝反抗明朝，说白了，用新方丈反抗老方丈。换句话说，无论你在墙上写什么，都是对“雪白”的污染。但梁小斌的《妈妈，我看见了雪白的墙》没有这样再次污染，这首诗，才是朦胧诗里面真正有意义的代表作，因为它有终结观念写作的自觉意识。
回忆朦胧诗的时代，梁小斌说过一句深刻的话，可以看做他在朦胧诗“团队”中的地位与心境的精准写照：“我在一条伟大的河流里喊过救命”。一点没错，在观念祭坛上，在观念洪流里，诗人是不真诚的，是不直接的，甚至是没有“命”的。如果说，周作人在新诗运动初期，自觉地推动了新的汉语系统的建立，梁小斌则在朦胧诗时期，自觉地剥去观念外衣回到了常态生活。
二
当然，朦胧诗之“伪”，不仅表现为观念写作，更表现为它根本没有为建立新的汉语系统做出贡献。应该承认，到了朦胧诗前后，新诗的语言已经不像以前那么“新文言”了，但是，这种语言成果并非来自朦胧诗人的创作实践，而是来自文革的意识形态力量。文革对于新文言来说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暴力摧毁，而朦胧诗，顶多只是这种语言成果的享用者。
但是，文革对新文言的摧毁并非来自诗歌文本实验，所以诗歌文本并未随之成熟起来，作为成果享用者的朦胧诗人，依然在“歌化”的语言状态中持续，只不过“歌化”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具有主导性了。主导朦胧诗的是什么语言状态呢？一是欧化的语言状态，一是像化的语言状态。可以说，朦胧诗就是一群怀抱着观念的反抗僧侣在享用着、欧化着、像化着文革摧毁新文言的成果。
北岛就是“欧化”的代表。我们这一代诗人，大多数读过他翻译的《北欧现代史选》，而北岛的大量诗歌，从语言上看，与这本书中的外国诗歌语言有何区别？此外，北岛的声音不仅是有洋腔的，还有一种用广场上大喇叭喊出来的味道，这对推动建立新的汉语系统有啥作用？
说到新诗的欧化，有必要提一下朱自清与袁可嘉，此二人都鲜明地论述过欧化问题，但意思迥异。朱自清认为，新诗要想现代化，必须借鉴外国诗歌。我理解朱自清的意思，应该是呼吁建立白话文的“语法”。这可不是妄加猜测，因为朱自清说了，“新诗的语言不是民间的语言，而是欧化的或现代化的语言”，他没有将欧化与“白话汉语”进行直接的对立比较，而是将欧化与“民间白话”进行对立比较，这说明，他的意思是要规范尚不成熟的白话文，也就是要建立语法。
为什么要借鉴外国诗歌建立白话文的语法呢？就是要把民间白话规范成新的汉语系统，使之与古代白话区别开来，也就是要消灭新文言写作。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朱自清的话，他已经具有推动建立新的汉语系统的自觉意识，他已经明白，新诗发展的第一个百年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。
袁可嘉也讲过新诗的现代化问题，他也呼吁要借鉴外国诗歌，但搞翻译的袁可嘉一头栽倒在洋人怀里了，他是要把艾略特请到中国供起来，做中国新诗的菩萨，他的说教纯属鼓吹欧化，已流于小道末技。北岛们的欧化就属于袁可嘉一路。
杨炼是“像化”的代表，他的诗有点神性的味道。杨炼那些看上去“宽大”的诗歌，说白了，就是在新文言中植入了更多欧化的象征手法，启用数不清的“大词”，展开以寻根为主要方向的遐想。那些“大词”由于外延膨胀、内涵萎缩，呈现出无力的沉重、微弱的高音。在他的诗中，几乎找不到一句简单直接而有力的抒写。
就新诗的发展范围来看，在杨炼之前，还有一个李金发，可以视为与杨炼类似的早期实验者。李金发是搞雕塑的，他的诗歌语言像化很突出。少年时读李金发的诗，我很喜欢“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”，长大了才发现，那句诗实在没啥好喜欢的，继而感觉《记取我们简单的故事》不错，但读了之后又觉得，这首诗也就是标题不错而已。
不过后来，李金发总算有了自知之明，他看到“象征派诗出风头的时代已过去”，说自己的诗是“弱冠之年的文字游戏”。此后，李金发不再写新诗，“因为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，觉得有自欺欺人之嫌”，因为自己的诗歌是“个人灵感的纪录表”，而实际上又“自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灵感”。
与杨炼同时期的诗人如江河、昌耀等，也都是沉湎于像化的语言状态。再往后看一点，妇孺皆知的海子，也只是短诗比较好，长诗基本没有什么价值，为什么呢？海子的短诗真诚、直接、干净，但长诗也是基于像化的神性味道。
说到像化的诗歌语言，古已有之，《诗经》就做出了典范，它并非坏事。但《诗经》是古汉语诗中像化的典范，到了白话诗，像化必须有新的发展，否则，写得再好也不过是《再别康桥》那样的新文言诗。像化在白话诗歌中发展得好，也是推动建立新的汉语系统的探索之一，但如果止于技法层面，就会流于象征或意象的无目的延伸，成了对无底洞式的遐想支撑。
像化的诗歌语言发展到白话诗中，如果能实现有力的转身，即有可能抵达一种高级的境界，这就是成熟的口语叙事。而口语叙事诗的成熟，是以建立可能性叙述为标志的，可以说，可能性叙述就是像化语言健康发展的最高境界，到此，诗与歌分离，诗与像分离，诗就是诗！
我们必须看清楚的是：当新的汉语系统得以建立，并传承古代汉诗的直接抒写理念，白话诗才能真正发展成熟。成熟的白话诗，既不是歌化主导的，也不是像化主导的，当然更不可能是欧化的。成熟的白话诗，一定是走下观念祭坛的、真诚直接、干净有力的。但北岛、杨炼、江河、昌耀他们似乎没有这种自觉意识。其实，这种自觉意识早在周作人那里就有了，后来被新诗“伪史”遮蔽了，直到第三代于坚、李亚伟等人的努力实践，才得以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。
2010-01-22北京
当前新诗的伪现象与伪标签
——关于“直接抒写”的诗学随笔（二十）
作者：白鸦
前两篇随笔，从新诗的诗学理想——建立新的汉语系统、传承直接抒写理念出发，宏观梳理了百年新诗中的“伪史”部分。不难看出，新诗伪史的两个演变阶段，是以文革为分水岭的。受新诗伪史之影响，今天的诗坛自然就呈现出种种伪状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之所以称其伪状而非伪史，是因为这些伪状基本都算不上“史”。朦胧诗以后至今的20多年，新诗伪状主要表现在哪里呢？集中起来看，无非是两大伪现象、三个伪标签、四种伪样本。
一
先略讲两大伪现象。第一个伪现象，是“观念对抗”现象。
在《走下观念祭坛，回归诗学本位》一文中，我曾讲过，观念对抗是百年新诗的死穴。一批诗人在观念祭坛上的无聊纷争，使得时下惯性写作哄起，诗坛充斥着漫无目的、伪解构式的、假想与起哄式的观念对抗。他们对抗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表面上看，是要回归生活现场，实质上，人人都想争当新方丈、新皇帝。从实现新诗的诗学理想上讲，这种对抗显然是假想的，遥遥无期的、违背诗学理想的。时下，观念对抗的诗歌热情依然高涨，这无非是虚脱已久的病人在睡梦中冒出的阵阵虚汗，他们对年轻一代诗人的负面影响很大，这无异于在制造一群又一群中国新诗的东亚病夫。
第二个伪现象，是时下热议的“代际写作”现象。
代际写作在中国诗界被盲目地放大了，实质上，新诗的代际写作仅有“80后一代”具有样本意义，其他的代际写作划分根本就是无聊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只要从建立新的汉语系统这一理想出发，就不难发现，百年新诗史上仅有80后一代的写作出现了“新语素”，而此前所有我们认为进步的诗歌写作，只是不同程度地摧毁了旧语素而已。所以说，关于60后、70后甚至90后的划分与研究，皆是关于新诗假象的研究，时髦的85后或90后写作，也只是构成了80后一代的新阶段而已，或者说是走向了“新语素”实验的新阶段。时下关乎代际写作的诗歌理论，基本就是一种简化的、弱智的理论。这个话题留待后文再讲。
二
八十年代已来，新诗背对着诗学本位、面向着观念祭坛一路狂奔，出现了不少伪标签。不过，很多标签显然已经贴不住了，自己露出了伪状，眼看就要被风吹落，已不值一论。现在，让我们撕下当前新诗三个主要的伪标签：知识分子写作、民间写作、中间代。
第一个伪标签，是“知识分子写作”。这个标签早在1987年就贴出去了，它究竟贴在哪些诗人身上了呢？擦亮你的眼睛就不难看出，它基本就是贴在朦胧诗与第三代之间的过渡诗群身上了。这一群诗人，说白了，就是在朦胧诗群里面没有找准位置的、又被第三代诗群挡在围墙外面的那一群诗人。学界以及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如欧阳江河、西川等，给这群诗人重新定了位，贴上了知识分子写作的新标签。
关于知识分子写作，西川与欧阳江河是怎么说的呢？西川大致把它定位成了与平民写作、朦胧诗区别开来的一种立场，但根本上只是一种暧昧的立场。欧阳江河则主要把它定位在语言层面。不管怎么评价知识分子写作的意义，有一点是明显的：学界在给这群诗人贴标签的时候，并没有涉及到建立新的汉语系统问题。换句话说，知识分子写作与推动建立新的汉语系统没多大关系，总的来讲，它就是贴在朦胧诗第二梯队身上的新标签，基本上就是朦胧诗这一新诗伪样本的续编，新瓶装旧酒而已。
西川后期的诗，欧化的语言越来越明显，不客气地说，这可不是什么与国际接轨，而是典型的倒退。看起来，欧阳江河已经不再关心“抗议主题”了，他要回归语言问题的思考，但他后期的文本实践却未能呈现令人信服的“语言”。即使他的早期文本，短诗自然可圈可点，但长诗没什么价值。依我看，百年新诗，有价值的长诗基本就没有，九成多的长诗不过是大词泛滥的空洞遐想，看起来唬人，其实只要稍有语言天赋与想象力，再加之对中外传统文化的一知半解，皆可无休止地制作。值得一提的几部长诗，皆是新世纪以来出现的。
1993年，欧阳江河系统地论述了他的“中年写作”、“本土气质写作”、“知识分子个人写作”三个诗学概念。应该说，他精准地总结了自己的写作，但我更愿意对他的这一套诗学概念作出如下解释：一个认同崩溃的实力派中年诗人，他不得已地固守着本土气质，以知识分子个人写作去努力实现认同的再生与重整。但他的努力对实现百年新诗的诗学理想——推动建立新的汉语系统、传承直接抒写理念——并无意义。
三
第二个伪标签，是90年代以来哄起的“民间写作”。继续擦亮你的眼睛，让你仔细观察一下这种写作现象，其实就像一群没啥素质的人在玩纸牌一样。在假想的观念牌局上，这批自诩民间写作的诗人，他们是怎么出牌的呢？他们无非是打出了两张“假牌”，一张是以口语的名义打出的口水牌，一张是以解构的名义打出的观念对抗牌。
打口语牌当然是不会错的，因为口语写作的成熟是新诗成熟的必经之路，是建立新的汉语系统的必要步骤之一。可惜的是，他们一窝蜂弄出来的诗歌文本实在太没才华了。从王家新编的《岁月的遗照》，到杨克编的《1998中国新诗年鉴》，前者基本就是朦胧诗伪样本的续编，后者看起来是要解放语言，要搞原生态，但基本都是眼高手低的口语写作，那些年度精选的口水文本，距离新诗的理想太远了。
自诩民间写作的诗人们，不仅拿出一大堆口水诗来忽悠后学的年轻诗人，还有学究们从理论上包装了一个“后口语”概念，不知所云地大肆鼓吹。这个“后口语”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呢？事实上，在白话诗歌语言尚未成熟的中国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“后口语”。把它看破了，无非是两层含义：一是在于坚、李亚伟等诗人的口语实践取得一定成就之后，后面的跟随者如何寻求再突破？很显然，他们疏于才华突破不了，于是乎就说自己是“后口语”。其二，从自诩民间写作的伊沙等人的文本上看，“后口语”则约等于口水诗的代名词。
至于打解构牌，自然也是不会错的，因为解构一直就存在。但在中国这种社会，把解构提取出来大搞运动，就会出问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大谈解构，几乎就是一个笑话，它必然要导致假想与混乱，并接二连三地制造出貌似英雄的诗歌泼皮。在新诗这种特殊的语言背景下，把解构提取出来大搞运动，也会出问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解构被拿去做了观念祭坛上打打杀杀的新凶器，对推动建立新的汉语系统毫无意义。
看起来，“民间写作”的口号很正义，吵着闹着要回到生活现场，结果齐刷刷地走向了他们期望的反面——假想敌对。解构这把双刃剑一旦落在志大才疏的诗人手中，一旦落在没有信仰的国土上，它给新诗最终带来的是什么呢？说的文化一点，叫做一种地下状态；说的政治一点，叫做一次农民起义。归根结底，在解构的大旗下，中国诗坛涌动着望不到边的、想做新方丈的反抗僧侣。所以，一言以蔽之，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，都不过是文化寄生虫的写作，只不过一是蛔虫、一是钩虫罢了。
四
第三个伪标签，是近几年热炒的“中间代”。这个标签又贴在什么人身上了呢？说白了，就是贴在第三代诗群里面没有找准位置的、60年代出生的诗人群身上了。因此从本质上讲，“中间代”就是对第三代诗群第二梯队诗人的集体命名，并兼有一点60后代际写作的意味。
在一次私下交流中，诗人张军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“中间代”是第三代的续编，而第三代与朦胧诗是不同的。第三代与朦胧诗可以看做同一件东西的正反两面，但朦胧诗是新诗的伪样本，第三代却不完全是伪样本，既然第三代应该一分为二地去看，中间代也应该一分为二地去看，所以他认为，中间代大约只能算是半个伪标签。
张军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，为什么呢？第三代的确应该一分为二地去看，但第三代的正面意义，在“中间代”标签出现之前就完成了，而且在于坚、李亚伟等人之后就完成了，已经不需要“中间代”再去续写什么了，即使仍在续写，那真正具有颠覆与创新意义的续写者也不是“中间代”了，而是自觉推动叙述大转型的诗人群，以及操控着新语素的80后一代。换句话说，知识分子写作成了朦胧诗负面样本的续编，但中间代并未成为第三代正面样本的续编。
翻阅学界关于中间代的理论文章，篇数还真不少，可惜有两个致命的伪状无法掩盖：其一，“中间代”根本就没有提出任何诗学理念，谁能说出“中间代”的诗学理念是什么？数十位教授与评论家，洋洋数十万言的中间代诗论，究竟说了个什么东西呢？其实什么也没说！这就决定了“中间代”的实质：一群站在第三代外围的、60年代出生的诗人，在一个虚无的标签下各写各的诗。其二，在所有关于中间代的诗学理论文章中，找不到一句与推动建立新的汉语系统有关的论述，这对新诗的发展有何意义？到头来，不过是为新诗伪史添砖加瓦而已。
中间代代表诗人安琪，她的诗歌文本总的来说有两种倾向，一是表现地域情结与生命情结的长诗，一是基于叙述转型与女性写作转型的短诗。她的诗歌文本，放在叙述转型框架下考察是有意义的，放在女性写作框架下考察也是有意义的，但如果放在她一手缔造的中间代标签下考察呢？不难看出，“安琪文本”与“中间代标签”之间，就像两个陌生人，互不相识。
2010-01-27北京
当前新诗的四种伪样本
——关于“直接抒写”的诗学随笔（二十一）
作者：白鸦
看穿了新诗伪史，自然就很容易看穿那些“著名”的新诗伪样本。在当前新诗的种种伪状之中，最障人眼目的伪样本大约有四种：一是新新文言写作，二是新欧化写作，三是神性类写作，四是崇低类写作。若不深入揭露这些新诗样本之伪，实在是要误导后来人，有碍新诗进一步发展。
一
第一种伪样本是“新新文言写作”。
这是相对于新诗早期的新文言写作而言的，前面的随笔讲过，早期的新诗实践者，绝大多数属于新文言写作，也就是用白话文写古诗。大名鼎鼎的戴望舒们，即使戴上了现代派的高帽子，也未能摆脱新文言写作的套路，只不过多了一层欧化的东西而已。
一晃，快一百年了，新文言这股诗风如今仍在持续，我称之为“新新文言写作”。这股诗风继续在误导着年轻诗人，甚至还被看不清真相的学究们赋予了新古典主义、复古主义之类的美誉。事实上，这种美誉只是一块遮羞布。你别看“复古”概念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个比较体面的概念，但在新的汉语系统尚未成熟之前，在半生不熟的白话诗实践中，“复古”基本就是一个贬义词。
为什么这么说？有两个原因。其一，白话与文言断裂之后，必须首先建立新的汉语系统，推动白话诗成熟起来之后，才能谈复古。新的汉语系统真正建立，或者说白话文真正成熟，标志是什么呢？简而言之就是一分一合：分，就是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分野，形成独立的语言系统；合，就是现代白话诗要继承古代汉诗的直接抒写理念。这两个步骤缺一不可，但有先后次序之别。其二，待到可以谈复古了，究竟要复什么古呢？复的是传统汉语诗歌艺术的核心力量——直接抒写理念，而不是复古人的小情小境小韵。
从诗歌文本上看，新新文言写作，以陈先发等人最为典型。这类诗人的文本特点是什么呢？从大的方面讲，就是放弃了新诗的第一个诗学理想（建立新的汉语系统），又没能看清楚新诗的第二个诗学理想（传承直接抒写理念），只会扛着“嫁接传统”的复古旗号，沉溺于小情小境之中。
很可惜，他们首先是好高骛远把步骤搞错了，还没学会走，就要学着跑；其次是复古的方向也大错特错了，弄一些小情小景、小境小韵，无异于炒古人的剩饭。不客气地说，这类诗人基本不知口语为何物，只知道新诗是用白话文写出来的，却不知道白话文写出来的未必是新诗。他们用白话文写出来的基本就是古诗，顶多算是新古诗，但不是新诗。
“新新文言写作”的文本特征，从具体的方面讲，无非是在“艺术高于生活”这种脱离当下性的情调上，借传统之镜，造现代之韵。就“借镜”这套把戏而言，他们虽能取境但不能夺境，虽能入境却不能破镜，用古人的话说，既做不到“浑化”也不能够“入神”，终究只是玩玩像化的小把戏耳。就“造韵”这套把戏而言，无论他们把韵脚的技巧玩的多么娴熟，也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汉语诗意的突破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不能把低层次的“韵”转化为气象与情怀，终究还是在制造低层次的诗意，亦小把戏耳。至于唱“艺术高于生活”的调子，其结果只能是文本流于理趣，或流于风月，一言以蔽之，不过是小文人的婉约情结与宫体心态的复发罢了。
二
第二种伪样本是“新欧化写作”。
这是相对于新诗早期的欧化写作而言的，前面的随笔讲过，早期的新诗实践者有不少是属于欧化写作的，也就是用白话文写洋诗。欧化这种东西，正如朱自清的意思，是可以借鉴的，但借鉴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新诗的第一个诗学理想——建立新的汉语系统，促进白话文的成熟，所以更多地是从“语法”层面借鉴，而不是袁可嘉所谓的全盘西化。
实际的情况是，文言文是个强大的爹，生下了白话文这个儿子，尚未成人，就被洋文这个叔叔带坏了。可以说，艾略特过度影响了成长中的中国新诗，威廉斯之后的美国后现代诗群，也过度影响了中国新诗，使得绝大多数中国诗人对欧化写作趋之如骛，以模仿为荣，写出了大量的翻译体汉语诗。说得不客气，这些东西距离新诗的理想太远了，甚至是背道而驰的。
时至今日，这种欧化的诗风仍在持续，影响根深蒂固，很多年轻诗人一出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从比较集中的诗歌文本上看，欧化诗风以余怒及其影响下的不解诗群最为典型。这类诗人的文本特点是什么呢？客气地讲，是创新地使用了传统的象征与意象之类的手法，而事实上，把他们全部的写作意义总结起来，无非落在两点上：
其一，是在美国后现代诗群玩剩下的小手法里面转圈圈，其作品基本属于舶来品，汉语只是他们用来包装舶来品的盒子而已。这无异于炒洋人六七十年代吃过的剩饭。其二，是融入大量的体验式的哲理写作，属于哲理诗的变种，这类写作表现出来的效果，不客气地说，有点像脑筋急转弯。余怒最受热捧的长诗《猛兽》与《枝叶》，正好分别说明了这两个特征。在不解诗群中，摆脱了这两种特征的诗人，或许仅有一个魔头贝贝。
学究们似乎总是看不清真相，他们也给“新欧化写作”赋予了后象征，后意象之类的美誉。事实上，这种美誉也是一块遮羞布。在新的汉语系统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中国诗坛，谈论所谓的后象征、后意象之类的概念，与前面讲过的后口语一样可笑。新诗中的“后”这个字眼，就像“小姐”这个字眼，千万别多说，说多了就变味。依我看，口语与后口语的区别、象征与后象征的区别，在新诗中大约就是古代小姐与当代小姐的区别。
三
第三种伪样本是“神性类写作”。
神性写作这种东西，若要溯其源头，可以追溯到屈原的《离骚》，或李白的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之类，古人一路华美地写下来，几许寄托，无尽遐想，反复制作。时至今日，神性写作仍是一直潜在的暗流。在本世纪之前，几乎所有的新诗长诗都是神性倾向的，也就是说，几乎所有的新诗长诗都是没有价值的。
为什么神性写作暗流不断呢？因为任何人的心灵中都有神性的成分，只是在诗歌文本中的表现形式与程度不同而已，这本来很正常，但把神性单独拿出来讲，是没有意义的，把神性写作作为某个独立的诗歌流派来讲，是不成立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神性是与生俱来的、不可提取之物，一提取就落入空洞，它只能在具体的生活之中闪光。举个例子，一个美女，你想吻她的嘴唇，那嘴唇就是生活中的具体之物，是什么东西促使你想去吻呢？那个东西就是神性。神性写作诗人的做法是：把美女的嘴唇割下来去展览，其展览的不过是一块腐肉而已。
2007年，国内主要的神性写作诗歌团体联合编纂了《神性写作》一书，我作为学术的反对者与事务的协调者，应约挂个名，出任主编并写序。在序言《回归现场：从单项度叙述到多维旨向》中，我对神性写作转型的可能性作了煞费苦心的展望，“关于神性写作诗歌的最基本判断，就是一种诗化哲学，……所以神性写作诗歌最基本的标准是：不能仅仅以宗教为旨向去写作，而必须是写作旨向宽泛化，并进入诗歌的表现形式，推动汉语发展。”我一直强调，神性写作不是诗歌流派，必须“旨向生活、旨向当下、旨向口语”，让神性回到万物之中。而事实上，发展到今天的神性写作，已经距离新诗的理想越来越远，如今用白化文写出来的神性写作诗歌，根本就不是新诗。
老前辈的例子就不举了，举几个当前活跃的例子。蝼冢的诗歌气息绵长、语言细密，但参杂着越来越多的、一知半解的宗教表象，以及半生不熟的西方传统，诗歌与哲学两股清流在他的诗歌中汇合为一池浑水，诗歌成了他对不懂装懂之物的最佳表达工具。刘诚的诗歌语言轻松，他组织了层次不齐的庞大团队，这本来有利于推动神性写作的泛化、多元与转型，但他在理论上抛出的“神性-兽性”二元论，实在令人大跌眼镜，可以说，这一理论直接废掉了第三极的流派基础。徐慢的语言流畅而富有弹性，他拒绝语言的意义，完全陷入了私人写作，沉浸在自以为无比伟大的心灵经验中，但他的心灵经验对别人而言，有何意义呢？正如李金发后来醒悟的那样，“自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灵感”。
一言以蔽之，当今的神性写作，无非是像化与欧化混合的语言制造，无非是诗歌与哲学混合的哲理撒娇，无非是对东西方传统文化的一知半解，无非是对私人心理体验的胡乱记录与敝帚自珍。
四
第四种伪样本是“崇低类写作”。
几乎所有的伪解构，都可以归为崇低写作一路去考察。作为惯性之中的乱象，崇低类写作的源头与国人热衷的政治秀有关，与民间写作的演变有关。这类写作的总体特征是什么呢？看穿了，无非是三点：观念化、恶趣化、口水化。
观念化，就是搞假想敌对，先假想一个敌对目标，然后站到它的对面去跳骂，在别人看来，就是一群傻子在指着空气破口大骂。恶趣化，就是以起哄替代真诚，以痞子气替代解构，使一代所谓的诗人干脆走向了“脏”，用佛家的话讲，叫做堕入恶趣空而不自知。口水化，就是根本不具备写诗素质的人，弱智地理解了正在建立中的新的汉语系统，以口水为口语，以分行为诗歌。
崇低类写作，主要集中在垃圾运动、低诗歌、下半身等几个诗歌团体中，这其中不入流的文本例子实在太多了，也不必列举了。但要说明的是，崇低类写作之所以成了伪样本，并非诗学理念一文不值，比如皮旦、朵渔诗学理念中的崇低理念，皆有不同程度的可取之处，但除了极少数几个诗人，崇低类写作有价值的文本实践几乎没有，数不清的口水、恶趣、观念对抗式的所谓诗歌文本，皆是伪样本。
崇低类写作中的正面例子，值得一提的主要有四人：垃圾写作的皮旦、刀歹，下半身写作的尹丽川、朵渔。皮旦的《大树》与《小纸人》，刀歹的《广州故事》，尹丽川的《为什么不再舒服一点》，朵渔的《叶片》，都是非常干净的诗，什么叫干净呢？并非不用脏词就叫干净，脏词也能写得非常干净，只要你是真诚的、直接的，脏词在你的诗中就是干净的、有力的、诗意的。我说过，字典上的任何一个汉字都是有诗意的，都可以写进诗中，只是看你怎么写。
这几位的诗，为何能从伪样本中脱颖而出呢？关键在于三点：一是摆脱了恶趣，诗风真诚、直接、干净、有力；二是走下了观念祭坛、回归了诗学本位；三是在口语实践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这三点，换一种表述就是：他们积极地推动建立新的汉语系统，并在此基础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承了汉语诗歌的直接抒写理念。
此外，崇低类写作团体中也有几位颇具才气的青年诗人，他们正挤在决定死活的十字路口，有待从观念化、恶趣化、口水化的漩涡中转型出来，不过总的来说希望不大了，毕竟坏种子已经种下去了，还能指望他们结出什么好果子？
有人说，你讲的这四种伪样本，都是当前影响比较大的诗风。这有何妨？历史上所有的伪样本都是名噪一时的，只是后来被看穿了。一个写诗的90后学生问我，抒情诗是不是伪样本呢？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，但是，只会写抒情诗的诗人，属于永远的大多数，没有讨论的必要。而且我必须再强调一遍，判定新诗伪样本的依据是：这类文本对实现百年新诗的诗学理想（建立新的汉语系统、传承直接抒写理念）有无促进意义。其实呢，事情的本质是这样的：只要是有一点文化的人，都会写写抒情诗，只是写的好坏而已，但即使是文化再高的人，也未必会写叙事诗。所以，抒情诗是大众玩的，叙事诗是诗人玩的。只会玩抒情诗的算不上诗人，也不比读者更懂诗。
以上几篇随笔，讲的是新诗“伪史”，自然很不中听，得罪诸位了。那么，新诗的“正史”是怎样的呢？从下一篇随笔开始，详细讲“建立新的汉语系统、传承直接抒写理念”的新诗发展脉络。敬请关注！
2010-02-10芜湖
毛泽东对新诗的惊人影响
——关于“直接抒写”的诗学随笔（二十二）
作者：白鸦
前文讲了，新诗第一个百年的诗学理想，是推动建立新的汉语系统，传承汉语诗歌艺术的核心力量——直接抒写理念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要通过“先分”与“后合”，推动白话诗走向成熟。所谓“先分”，是让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分野，形成独立的汉语系统；所谓“后合”，是在新的汉语系统成熟之后，现代白话诗要继承古代汉诗的直接抒写理念。这两个步骤缺一不可，都做到了，新诗的诗学理想就实现了。
如今，这种诗学理想到底实现了没有呢？应该说，快要实现了。新的汉语系统正在我们今天的诗歌实验中得以逐步走向成熟，直接抒写理念正在被我们这一代诗人自觉地传承，百年新诗已经走到了成熟的前夜。
一
新诗的诗学理想是怎么一步步实现的呢？
为了把问题讲清楚，我们先不谈实现诗学理想的详细过程，只来看一条极其重要的分水岭：文革。以文革为分水岭，可以清晰地看出，新诗史上对新文言最有成效的一次的摧毁，并非来自诗歌史中的人物，也并非来自新诗的某一类文本实验，而是来自毛泽东！可以说，在推动建立新的汉语系统的进程中，贡献最大的一个人是毛泽东。今天，当我们觉得自己的语言已经与“文言文”完全不同，那是从毛泽东开始的，并非是从胡适或鲁迅开始的，更不是从朦胧诗开始的。
当然，毛泽东对新诗的惊人贡献，并非来自诗歌文本，而是来自文革。我在讲新诗“伪史”的时候，以文革为分水岭，但为什么不讲文革诗呢？不是为了避政治的嫌，我认为从建立新的汉语系统的角度看，文革对新诗发展有进步意义的。本文不研究文革与政治的关系，只讨论文革的进步意义，就是以意识形态暴力摧毁新文言。
毛泽东干过两件严重影响新诗发展的事情：一是发表《讲话》，一是发起文革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这两件事，皆是中国新诗发展中的命中定数。如果把《讲话》看做一种诗论，毫无疑问是倒退的，如果把文革看做一次诗歌运动，当然也是倒退的，但在中国新诗的特殊语言背景下，文革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替代的进步性。新诗的特殊语言背景是什么呢？就是新的语言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，中国诗人在用一种半生不熟的语言工具写诗，在这种特殊背景下，什么东西有利于推动新的汉语系统成熟，它对新诗来说就是进步的。文革就是这种东西，虽然它在别的方面让这个国家付出了惨重代价。
毛泽东不写新诗，但他的古体诗词境界非常高，什么原因呢？有人说他有帝王心胸，这当然没错，道出了他诗词中的某种力量，其实这种力量正是直接抒写的力量。毛泽东之所以在古诗词方面有如此成就，完全得益于他对直接抒写理念的天才领悟。如果要写一部豪放派的词史，最后一位大家正是毛泽东。
毛泽东不写新诗，但零零星星地谈论过新诗，作为政治家，他发起文革的时候一定不会考虑什么诗歌问题，但无心插柳柳成荫，实际的结果是，在对新文言的摧毁中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类诗歌文本的力量超越了文革的力量。文革把“孔老二”打倒的同时，自然把“之乎者也”统统打倒了。
可以说，没有文革的推动，建立新的汉语系统不可能实现。我们今天的诗歌语言也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可能是鲁迅那样的，顶多是台湾诗人那样的，如今时髦的80后90后新语素，也没有这么快出现。没有文革，就没有朦胧诗，不过要注意，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不要老是往政治方面想，想多了就走向观念祭坛、远离诗学本位了，想多了就掉进朦胧诗的“伪大意义”中去了，想多了就看不清《今天》诗群的僧侣反抗实质了。
二
文革语言是怎么摧毁新文言的呢？
从宏观上看，自胡适发起白话文运动以来，新诗史上大量涌现“新语素”的现象，一共出现了两次。第一次是文革语言，第二次是80后语言。这两次“新语素”的大量出现，都有意识形态的背景。就文革语言而言，一方面，文革极大地破坏了新文言中的旧语素，使得大批旧词语退出了使用；另一方面，文革语言虽然空洞、虚假、暴力，但却第一次为新诗带来了鲜活的新语素。
前面讲了，毛泽东不写新诗，但他写文章，《毛泽东选集》里面的文章，就是那个时代集“新语素”之大成的典范。在推动建立新的汉语系统的进程中，如果要说哪一部书的作用最大，那绝不是诗集，而是伴随着意识形态力量铺天盖地推广的《毛泽东选集》。正是这个大部头的《毛泽东选集》，告诉了我们啥叫现代汉语，可以说，在《毛泽东选集》之前，没有一本书算是现代汉语的。
毛泽东不写新诗，但谈论过新诗，作为政治家，他谈论新诗当然不完全是为了关心文学，但明确提出了他的语言观。他的语言观显然也不完全是文学观点，而是政治要求，也正因为是政治要求，才会带来那么空前的摧毁力。
毛泽东的语言观是什么呢？打个比方，就是期望用古代汉语、中国民间语言、外国语言这三种佐料，烹饪出一道“现代汉语”的美味佳肴。具体来讲，也就是毛泽东在《反对党八股》中提出的“三个吸收”：第一，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；第二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；第三，学习古代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。
如果细心解读一下这“三个吸收”，名堂是很大的，完全契合新诗“先分”与“后合”的诗学理想：“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”，显然是要用民间白话摧毁新文言，这是属于“先分”的。“学习古代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”，什么是有生命的东西呢？就是直接的艺术力量，这是属于“后合”的。至于“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”，意思应该与朱自清说的差不多，就是要学习洋文规范语法，推动现代汉语真正成熟。可见，毛泽东“三个吸收”的语言观，简直就是对新诗诗学理想的另一种表达。
为什么毛泽东一挥手，文革语言就能摧毁新文言呢？因为意识形态的力量太巨大了。明代李梦阳说过“真诗乃在民间”，声音很微弱；清代袁枚说过“村童牧竖，一言一笑皆吾之师”，声音也很微弱；当代许多语言学家努力研究，许多诗人热情实践，效果也很微弱。可见，在意识形态的力量面前，文学的力量显得多么弱不禁风。
总而言之，文革语言依附着意识形态暴力，成了建立新的汉语系统的最大外力，同时也对新诗带来了两种最大的祸害：一是文革语言的假大空，教会了中国诗人说假话不脸红的技能；二是文革语言的政治秀，激活了中国诗人心中盲目的观念对抗热情。
但从本质上讲，真正被文革搞坏了的，不是诗人的语言，而是诗人的心理。比如“讨孔宣言”那一类的东西，在当今的诗人身上仍能找到影子，这无非反映出当今诗人的两种心理：一种是温柔一些的心理，他们以反思的名义写出了“文化寄生虫”的诗；一种是激进一些的心理，他们以解构的名义写出了“在文化头上拉屎”的诗。如此而已！
2010-02-28北京
台湾与大陆新诗伪史之异同
——关于“直接抒写”的诗学随笔（二十三）
作者：白鸦
很多人以为，台湾新诗一直走在大陆前面。凭据是什么？说来道去，无非是凭两个概念：“现代性”与“现代派”。其实，在新的汉语系统建立起来之前，把“现代性”的大腿抱得再紧，对新诗发展也不管用，这是中国新诗语言的特殊性所致。至于“现代派”这顶帽子，无论是戴在戴望舒们头上，还是戴在洛夫们头上、还是戴在北岛们头上，都像个假发，因为在那帽子下面，是一张新文言的脸，或是欧化的脸。所以，从建立新的汉语系统、传承直接抒写理念的诗学理想出发，回顾六十年来的台湾新诗史，根本就是新诗伪史的一部分。
也许你会问，既然台湾新诗史也是伪史，为什么不在前面的新诗伪史分析中一并讲了，非要等到现在才讲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在认识“文革”对新诗的巨大作用之前，一般人是很难识破台湾新诗之伪的，何况八十年代台湾诗歌曾风靡大陆，影响了一代人，猛然说它是伪史，多数人特别是席慕容的护花使者们心理上可能接受不了，所以我必须先讲“文革”这个新诗发展的分水岭，再讲台湾新诗之伪，就一目了然了。
一
台湾新诗的实质是什么呢？
不妨先看几个常见的小问题，梳理一下思路：为什么台湾50年代初就有了现代派诗歌？因为台湾社会的现代性没有中断。为什么大陆到80年度初才有现代派诗歌（指朦胧诗）？因为文革使得大陆社会的民族性一度盖过了现代性。为什么台湾有那么多诗人喜欢写乡愁主题？因为那一代诗人经历了战乱之苦与背井离乡。为什么大陆有那么多诗人喜欢写观念对抗？因为那一代诗人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意识形态斗争。为什么80年代台湾新诗能够风靡大陆？因为80年代的大陆诗坛从30年前的台湾诗坛找到了现代派的共鸣。
以上的梳理不是我的个人观点，基本上是共识了，但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，绝大多数人认为台湾社会的现代性一直没有中断，所以台湾新诗的发展一直走在大陆前面。这是很荒谬的结论。因为从建立新的汉语系统上讲，你是现代派并不意味着你不是新文言与欧化写作，早期的戴望舒们就标榜现代派，但他们依然是新文言写作。
台湾新诗之伪，也可以分为两大阶段，也是有分水岭的。它的分水岭当然不是文革，而是1964年6月“笠诗社”的成立。“笠诗社”的成立，一直被研究者们鼓吹的意义很大，它也的确是有积极意义的，但并未因此摆脱台湾新诗的伪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台湾新诗史上，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无法回避：新的汉语系统至始至终都没有真正建立起来。“笠诗社”成立之后，有所改观的只是欧化语言与写作主题等问题，并未改变台湾新诗“新文言”的伪状。
去年中秋节，重庆师范大学举办了一次官方意味很浓的海峡两岸诗歌朗诵会，一位台湾诗人对媒体说：“台湾现代诗歌的发展是50年代后开始起步的，由于台湾多元化的文化发展，在诗歌的进程上和影响上，台湾比大陆的脚步要更快一点和更大一点。不过大陆现在的诗人后劲很足，正在接近乃至达到台湾的水平。”说这番话，真是大言不惭！
实质上，台湾新诗至今仍停留在“欧化”与“新文言”的写作阶段，完全是中国新诗伪史的一部分。为什么？因为台湾的白话文没有大陆发展的成熟，在建立新的汉语系统方面远远落后于大陆。为什么落后？因为白话文在台湾没有受到过文革那样的意识形态冲击。时至今日，台湾与大陆的新诗一样存在着死穴，大陆新诗的死穴是观念对抗，台湾新诗的死穴是新文言。
台湾与大陆的新诗伪史相比，在所谓的现代派上有两点不同：一是时间上“伪”的不一致，二是内容上“伪”的略有区别。为什么时间上“伪”的不一致呢？因为台湾没有经历文革。换句话说，很多人标榜的台湾现代性一直没有中断，恰恰是台湾新诗之伪的根本原因，而不是领先大陆新诗的理由。为什么内容上“伪”的不一样？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比较：50年代的台湾现代派与80年代的大陆朦胧诗，两者有什么不同？看穿了就是：台湾现代派诗人用欧化的语言写人生际遇与乡愁，大陆朦胧诗人则用欧化的语言搞观念对抗，两者实乃一丘之貉。
二
让我们看看台湾现代派诗群的发起者们，如纪弦、余光中、洛夫、张默、痖弦等，无论他们的文本多么接近欧美现代派诗风，都谈不上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有啥贡献，究其文本实质，基本上就是用白话文写洋诗，把白话文当作茅台酒的瓶子，里面只会装洋酒。至于写乡愁主题的那一路文本，基本上就是用白话文写古诗。
举两个诗学理念方面的例子：台湾现代派所谓的“横向移植”道路，实质是什么呢？其实与袁可嘉鼓吹的全盘西化基本没啥区别，与新诗的诗学理想（建立新的汉语系统、传承直接抒写理念）根本就是背道而驰的。当然，那时候的台湾诗坛也有反对“横的移植”的声音，“蓝星”就强调诗歌应该关注“人生”与“民族性”，看上去似有进步，但文本实践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？无非是中西各半，一手古诗一手洋诗而已。
举两个诗歌文本方面的例子：余光中的名作《乡愁》，不客气地讲，已经忽悠了好几代大陆年轻诗人，究其实质，与戴望舒的《雨巷》、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在文本意义上没什么两样，皆是用白话文写古诗的典型。至于洛夫的名作《石室之死亡》，与李金发的名作《有感》又有什么两样呢？更是用白话文写洋诗的典型，只不过一个写的长，一个写的短。
如今，人们更多地在谈论台湾“战后的一代”诗人。这一代诗人，又将如何推动台湾新诗的发展呢？去年5月30日，台湾耕莘文教基金会及“叶红女性诗歌奖”访问团来大陆，在安徽师范大学作了一次诗歌交流，讨论涉及中产阶级立场写作、当前女性诗歌转型等问题，也谈到台湾1949年以来的诗歌发展状况。
台湾“战后的一代”诗人，从诗歌内容上看，他们的“地域”与“生活”观念确实已经发生很大变化，并开始关注“现实”与“传统”，最新的《台湾诗学》杂志上的文本，证明这一变化是明显的，这意味着台湾新诗已经很大程度上在摆脱欧化写作，但从诗歌语言上看，他们虽然注重口语实验，但新文言的痕迹依然明显。这是因为白话文在台湾没有经历大陆那样的“摧毁-袭击-转型”等阶段，新的汉语系统远没有建立起来。
当前的台湾新诗，也许只能靠80后、90后一代的“新语素”来实现叙述转型，毫无疑问，这种发自文学内部的转型是非常缓慢的。台湾新诗，有没有可能出现大陆那样的意识形态力量的推动呢？也是有可能的，去年就有新闻报道说，马英九建议台湾对汉字“写简识繁”，可别小看这一则新闻，他的建议若真能实施，就是意识形态力量对台湾新诗的有力推动，虽然这种力量远不可能与文革相比。
2010-03-03北京
学习了！ 学习~~~ 再学习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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